不久前，畏友傅璇琮先生来信，告知其与陶敏、李一非、吴在庆、贾晋华四位学侣历时多年惨淡经营的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非久将定稿付印，希望我能写一篇序。
我自五十年代中期由北大浦江清先生介绍和傅先生订交，其间虽然经过“扩大化”与“史无前例”，踪迹曾有离合，但求道问学大体相同，近二十年切磋更密。现在傅先生既然有此美意，我近年耳全聋，目半盲，而思维尚无大损，因而也就不敢推辞。谨就所知，略陈所见。
即使是对现代中国学术动态不十分留意的人，也不会忽略傅先生的学术活动，特别是他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活动和成就。总的看来，在本世纪最后三十年中，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卓著的，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。从他的实践来看，几十年中，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。他的追求看来很明确，用成语来说，就是《孟子》所说的“善与人同”；《荀子》所说的“学不可以已”；《礼记》所说的“在止于至善”。
《孟子·公孙丑上篇》：“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。舍己从人。乐取于人以为善。”这位好辩的邹人当日和门徒讨论，提出这一命题，当然是属于伦理的、道德的范畴。但对善于用古、善于通变的傅先生来说，却探骊得珠地使之成为能发挥集体力量、提高成果质量的有效工作手段。我们看到傅先生在这方面作出的最早成果是《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》。此作收书八十余种，书中载有唐五代近三万人的传记资料，由同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张忱石、许逸民两先生和傅先生共同编成，为唐五代人物现存资料的检索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无论就三位编者来说，还是就千万使用此书者来说，这都是善与人同。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可以想像，如果历代史料都被编入了这种索引，学术的发展当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
此书受到学术界的欢迎，也鼓励傅先生更积极地从事这类极有意义的集体工作，于是就有了《唐才子传校笺》的出现。这部集二十余位专家的精力，历时10年左右才完成的集体著作，使几百位唐五代诗人的生平事迹，获得了空前细密准确的清理，也使唐五代文学的研究随之而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。
这种工作方式不但效率高，而且有益于形成良好的学风，达到“乐取于人以为善”的作用，所以傅先生也乐于运用。于是在《唐才子传校笺》获得成功以后，又有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的尝试。
《荀子·劝学篇》以“学不可以已”这么一句极其斩截简单的话，概括了治学的要点。假如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，也许可以说是“做学问应当走不断持续发展的道路”。从傅先生几十年在学术上的追求看来，他正是在这么做，并且取得了辉煌的业绩。一般地说，学术研究属于理性思维，它基本上是带有功利性质的思考。但它并不排斥其中具有感情色彩。我至今记得亡室沈祖?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只是在无可奈何之境，万不得已之情中，才有好诗。”其实，创作冲动并不限于文艺作品，研究工作，真诚的研究工作，其中往往含有使人非研究不可的那种“不得已”的感情。这就使学者们，从事艰苦探索的人们产生一种使命感和勇气，一种非好好地完成决不甘休的信心。
我读傅先生的著作，无论是专书或单篇论文，也无论是文献考订或艺术评论，都有一种《荀子》所说的“不可以已”和《孟子》所说的“岂好辩哉，予不得已也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的感觉。正因为如此，傅先生才在命题上敢于攻坚，在是非上敢于提出新见。他写于八十年代前期的《唐代科举与文学》和《李德裕年谱》两部专著，都表现了这种“不可以已”和“不得已”的深衷。就前者而言，我曾写了一本“浅尝辄止”的习作，只有六万字；而傅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这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，却对学术界提交了一部近四十万字的十分详尽的答卷。就后者而言，《李德裕年谱》的编写，不仅对张尔田、陈寅恪两位大师的权威性著作有所商榷，对牛李党争这个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特而又平实的看法，而且也为后来要写的文学编年史，做了某种程度的尝试。至于《唐诗论学丛考》及《濡沫集》两书中的一些文字，可以证实傅先生在多年的学术跋涉中，不仅没有重复他人，并且也从来不重复自己，只是一直在踏踏实实地实现自己的追求。
任何一位学者都有所追求，而说到底，所追求的是产生最好的成品。这可以用《礼记·大学》上的一句话来概括：“在止于至善。”朱熹《四书集注》释“至善”为“事理当然之极”。既称“当然之极”，那就是显然还有许多并非“当然”，或者未臻于“极”之处。学术研究必然要经过许多层次，许多过程，才能达到“至善”，而这正是古今中外学者的共同追求，傅先生的工作就是这种追求的典型表现。
文献学与文艺学是两种具有独特性质的学科，各有自己的对象、内容和方法。学者们在研究上往往各有偏重，各有取舍，因而也各有不同的成就。但这两种学科又可以互相支持，互相补充，合则双美，相得益彰；两者兼备，每每能更接近“事理当然之极”。傅先生早年曾对文献学下过极深的功夫，但从不放弃对文艺学的摄取，对泰纳《艺术哲学》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反复阅读，因而能够两者双修，运用自如。其收在《唐诗论学丛稿》中的一些论文，尤可见出这种特点。看了《唐五代文学编年史》的设想和样稿，更觉得傅先生已为文献学与文艺学的有机结合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载体，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。
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宽容的历史载体，不论叙事、说理乃至写景、抒情，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；而且又可以通过时间、空间的纽带将其溶于一炉。《左传》，特别是《资治通鉴》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例。是否可以说，从文学的角度看，我们对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学习得还是很不够的。我从傅先生所写的初唐三十年的初稿来看，似乎还有点拘束，缺乏《左传》、《通鉴》中不时出现的波澜壮阔、淋漓尽致的大块文章。我们期待书中写杜甫、元结、韩愈时能出现《通鉴》写淝水之战、李?雪夜平蔡州那种好文章。编年史必须有极强的可读性，不仅是翔实可信的记事簿。通过文献学与文艺学的高度有机的结合，又有文学编年史这样一种“旧邦新命”的载体，我相信傅先生及其学侣们这一创造性的尝试，必然会获得成功。虽不能说“止于至善”，但至少可以进一步迫近“事理当然之极”。
衰年八十有六，实已无力为文，勉成短序，以祝傅先生之好学不倦。
